如吴越春秋时，吴国大兵压境欲灭掉越国。在国家存亡之际，百无一法，越国大夫范蠡就想出“卑辞厚礼”之计，也就是以谦卑的送礼方法度过危机。他对越王勾践说，吴国大夫伯嚭能左右国政，这家伙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见钱眼开，物欲强烈。于是，越国派出大夫文种，带上一千金，二十双玉璧，外加八名美女（西施不在其中，另送吴王夫差），送给伯嚭，这一招果然见效。吴放弃灭越计划，使得越国获得“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”的喘息时间，之后，一举灭掉吴国。这个历史故事，过去一直强调的是西施姑娘，作为天下第一美女“为国献身”的巨大作用，也强调了越王勾践“卧薪尝胆”的励志行为；殊不知，这一切都建立在送礼的作用之上；再如战国时秦昭王，当他得知六国的谋士聚在赵国开小会，准备共商合纵抗秦，忧心不已。侍应侯范睢（后为国相）献策，大王不必为此犯愁。他恶毒地比喻说：“你看，狗们聚在一起，好像很团结的样子，其实不然，扔一块骨头，它们就会掐起来。我带上五千金去送礼，肯定解决问题。”范睢不仅看出了六国间的貌合神离问题，也洞见了人性中的弱点。这位范侯精打细算，看人下菜，五千金只送出三千金，就分化瓦解了六国谋士的合纵计划。

　　上述送礼，虽不光明正大，但出于国家名义，便就化为“经世奇谋”，在一些类编史书中津津乐道。送礼的广为诟病是在明清两代的及于官场。尤其是晚清，送礼，几乎已成为半制度化的官场政治。学者吴思将它列为“潜规则”之一种。由于送礼的名声已经坏掉，晚清官场将此变称为“敬”或“仪”，所列有数十种：“别敬、程敬、冰敬、炭敬、妆敬、门敬、年敬、节敬、寿敬、喜敬……（见任恒俊著《晚清官场规则研究》海南出版社）”；也就是对官员的送别，夏天、冬天，官员的女眷、门人，过年、过节、过寿、成亲，都无一例外地要送礼。在这一朝里，官场“礼数”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晚清做过知府、道台、布政使的官吏张集馨，在他的自撰年谱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，对此有着生动的记述。当时之送礼，被讥为“陋规”，送是常态，不送是非常态。曾有某省的清廉官员向上反映，说送礼成风会坏了帝国的根基，结果上峰的批示，不是认为此风可煞，而是认为该省的吏风（即此位官员的认识）怎么这样“荒谬”。

　　可见送礼，在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