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古代官场，尽管借节庆送礼“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”之事不绝于典籍，以至于民谚说“当官不打送礼的”。可是，历朝历代对此并非不闻不问，而是持遏制态度的，主要是因为其助长贪腐，有伤吏治之本。

　　节庆送礼之风绵延数千年

　　按照国人所讲究的“节礼”习俗，端午、中秋、新年这三个传统节日是千万不能漏掉的。身处人情社会，焉能不看重一些重大节日里的人际交往。以至于节庆送礼之风绵延数千年，可谓流毒之甚、之远。民间传统节庆之礼，晚辈对长辈施予“礼”，长辈对晚辈还以“利”。这种以“礼”换“利”的做法，在不知不觉中被移植到了官场。

　　明中期的陆容在《菽园杂记》中说，“京师元旦日，上自朝官，下至庶人，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，谓之‘拜年’。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。朝官往来，则多泛爱不专……”士人与百姓拜年都是捧着一颗心来，而官员之间的往来，就有花心的成分在里面。为什么花心？当然是为个人命途考虑。

　　周晖在《金陵琐事》里还记述明万历38年一次过节送礼的浩荡场面：只见金陵中城兵马司衙门前聚集了一支长长的队伍，每人手捧食盒来送礼，竟使道路堵塞。中城兵马司只是负责管理城区安全和卫生的官员，级别不高。这类小官都有这么多人送礼，官大之人就更不用说了。

　　官场“节礼”的泛滥，助长腐败之气，这是肯定的。如果送礼者动用了公帑，那么后果就更加严重。为了一己“权欲”，挪用公帑当“节礼”，跑官、要官，甚至买官、卖官，这种以权谋私、欲壑难填之举，不成千秋罪人也难。

　　以清朝官场“节礼”为例。康乾时期的文官集团总人数在3万人左右，如果每个人每年所捞取的“节礼”是1000两银子，那么一年下来就高达3000万两。而乾隆十八年(1753)国家一年的全部收入约5000万两白银、1300万石粮食。两下对比，我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官员的“节礼”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。如此惊人的数字，已经不再是节庆礼仪那么简单的事了。

　　各朝都有遏制过节送礼的法规

　　因此，历朝历代都曾有过遏制节庆送礼的政策与法规。

　　比如汉武帝于元封五年颁布的《刺史问事六条》，其中就有针对节庆送礼的专门条款，对“苟阿所爱，蔽贤宠顽”，“恃怙荣势，请托所监”，“阿附豪强，通行货赂”等，必须予以黜陟。隋代的《刺史巡察六条》、唐代《巡察六条》，比汉六条的范围还要广泛，其中涉及到遏制节庆送礼的条款更多。

　　最为混乱的南北朝时期，有个叫宋世景的北魏官员，依据朝廷严惩送收礼的律法，曾对手下官吏进行了严格的规范。有个小官因为休假，回来后吃请，鸡肉猪肉上了一桌子；还有个小官出去办差，收了人家一顶帽子，吃了人家两只鸡。这些人情往来的事儿，比节庆送礼轻多了，但宋世景认为，鸡毛蒜皮无小事，必须加以惩戒，他虎着脸训斥道：“汝何敢食甲乙鸡豚，取丙丁之帽！”两位小官被彻底吓倒了，赶紧叩头服罪。“于是上下震悚，莫敢犯禁”。

　　明代则进一步完善了相应法规，先后制定有《出巡相见礼仪》、《奏请差点》、《巡历事例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规，等等，划定了监察范围，非常具体，其中对节庆礼物的收受，打击力度颇大。如“凡馈人与受馈，并罪；馈而不受，未馈而单款有名者，止罪行贿之人。”朱家皇帝或许想从根本上解决节庆贪腐问题的，可惜中后期的明代官场，违制送礼者“如蛾扑灯，焚身乃止”，节庆送礼之风依然盛行。

　　清朝康熙时期，朝廷为整顿春节铺张浪费和腐败的现象，曾订下一纸公约，明禁送礼之风。当时大大小小官员的各家门前都张贴了这样一张公约：“同朝僚友，夙夜在公，焉有余闲，应酬往返？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，不贺岁，不祝寿，不拜客，有蒙赐顾者，概不接帖，不登门簿，亦不答拜。至于四方亲友，或谒进，或游学，或觅馆来京枉顾者，亦概不接帖，不登门簿，不敢答拜，统希原谅。”这种公约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，但监督跟不上，公约的约束力度到底有多大，也就难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