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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朋友周末有事,托我去学校接她家的小朋友。这是一间准贵族的寄宿制学校,很远,开车从北京市中心过去要几十里地。我在校门口办了一些手续,顺利地接到了小朋友。但是,临走时看见的一幕,让我对这间学校的印象大打折扣:
有一位家长,当着自己孩子的面,隔着校门,给一位老师送红包,而那位老师,还大大方方地接过来,随口说了声谢谢。
给老师送红包这样的故事,不算什么新闻了,但是这一幕发生在这间据称还不错的学校的大门口,还是把我给惊着了,几乎脱口而出要用“光天化日之下”这样饱含情绪色彩的词语来形容。这得是多么习以为常的惯例,才会让家长、老师、学校都不以为意啊?他们竟然当着孩子的面干这种龌龊事儿,就好像这事儿跟买卖东西一样正常。莫非,他们觉得这样的惯例类似国外的小费?不过,即使是外国的服务员,也不太乐意你当面“打赏”吧?
从没给老师送过礼
小时候,我(唐辛子,旅日华人,专栏作者)在家乡湖南上学,老师不仅不收礼,甚至还会自掏腰包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。我的小学班主任,是一位姓盛的女老师,有年夏天我弟弟患急病住院,父亲出差在外,母亲要照看弟弟,没时间照顾我,盛老师就把我领到她家。整个夏天,我不仅在老师家免费吃住,还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地免费接受老师给我“开小灶”—尽管我的母亲从未给盛老师送过礼,但她却待我如自己孩子一般。
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单纯,也不追求那么多金钱利益。我和同学们见到老师,就如今日之宅男见到女神,浑身上下都是仰慕与忐忑。所以,我到如今都对“老师”这个称呼敬重有加,并不随便尊人一声“老师”。
后来,我来日本结婚定居,并成为一个小女孩的母亲—从女儿2岁半进入日本的公立幼儿园、7岁进入日本六年制的公立小学,直到现在13岁就读日本的私立中学,十多年来我从未给学校或幼儿园的老师送过礼,更不用说给老师送红包—因为,在日本,家长给老师送礼,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—哪位家长若不注意,随便给学校的老师送礼送红包,很可能弄巧成拙—无法让老师多“照顾”自己的孩子,反而会让孩子从此在学校难以做人,在同学们中间难以抬起头来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?这个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再回答大家。
日本的义务教育明确两项义务
在此之前,我们先来看看日本宪法第26条第2项,对“义务教育”给出的定义:
“根据法律规定,全体国民肩负有让其所保护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。而义务教育是无偿的。”
从这一定义,可看出所谓“义务教育”,其实包括两个基本内容:
第一,让学龄儿童就学,是身为家长必须尽到的“义务”,日文中称之为“就学义务”;
第二,国家既然要求家长对孩子必须尽到“就学义务”,国家也就必须在此“义务”要求的基础上,肩负有提供“无偿教育”的责任。
出于此种考虑,日本的义务教育由公立学校来负责完成—日本各地的公立学校,属于各地的地方公共团体。所谓“地方公共团体”,简而言之就是“为当地居民提供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、各种公共性事务与服务的组织”。
也就是说:作为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,拥有“无偿性”与“公共性”的特征,它不是利益链产业,而是非营利性的公共事业机构。这种公共事业机构是否管理完善、运行良好,所体现的,是一个地区的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。而这种公共品质与公共道德,则直接反映出该地区政府的执政伦理观与奉公之心。
只有10个孩子也必须有高质量学校
基于这样的定位,在日本,适龄孩子都会就近入学,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。为了方便孩子们能就近上学,只要有孩子的地方,就会有学校。
三年前,我曾去参观过日本一座湖中浮岛上的小学。湖中浮岛的名字叫“冲岛”,是日本最大的淡水湖—琵琶湖中一座面积仅1.52平方公里的小岛,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人居住的浮岛。
因为属于湖中浮岛,即使在交通发达的日本,想去趟冲岛,也十分不方便。到冲岛必须先乘电车到达日本滋贺县的近江八幡市,然后再驱车20多分钟,赶到一个叫堀切新港的地方,再从堀切新港乘船10分钟,才能到达冲岛。而且从近江八幡到堀切新港这段路,是没有巴士的,须有人开车接应才行。
冲岛上一共生活了300多位居民,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。三年前我去拜访这座淡水浮岛时,这个岛上的孩子,从幼儿园到小学高年级,一共才10个人。
而就是这10个孩子,在交通不便的浮岛上,与东京、大阪这样的大都市孩子一样,享受着完全平等的免费义务教育: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,包括游泳池和图书室在内,都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标准配置;校长和教师也由政府统一派遣。
在一间教室内,我看到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,教孩子们认识昆虫。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,但老师讲解得十分认真;而在明亮干净的学校餐厅里,我还看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:“用餐前,要对食物说谢谢。”很显然,尽管只有10名孩子,但无论是教育硬件还是教育软件,大人们对孩子却不曾有过一丝怠慢。
师资由政府统一调配保持均衡
此外,日本的公立学校属于地方公共团体,是公共事业的一部分,所以,日本公立学校的教职员,都属于地方公务员中的“教育公务员”,必须服从地方政府的工作安排,根据要求前往政府派遣的任何一所学校。前面提到的10个孩子的冲岛小学的“校长和教师由政府统一派遣”,便是一个例子。
基本上,日本公立学校的校长或老师,每三年左右就会调动一次,轮流调往不同的公立小学。调动的一个最大特点是:能够不断地进行师资力量的平均再分配,令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与平衡。这也是日本政府对就近入学、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所表达的一种教育平等与教育公平理念。当然,如果孩子的家长放弃义务教育,自己花钱另择私立名校,那又另当别论。
另外,因公立学校的老师属于教育公务员,在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同时,还必须遵守《国家公务员伦理法》以及《教育公务员特例法》。所谓“公务员伦理”,就是指“公务员为报答社会的期待和信赖,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”;而《教育公务员特例法》,则是一部根据教育公务员的特殊性,而制定的对于教育公务员的任免、薪饷、身份、惩戒、服务以及研修等各种规定的法律。
收礼系犯法,日本老师避犹不及
文章看到这儿,我想各位读者也大都已经明白了:为什么在文章的开头,我会说在日本,家长给老师送礼,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,很可能弄巧成拙。因为,按照相关法例,作为教育公务员,老师接受家长的红包或礼物,很可能会构成“受贿罪”;而家长送礼物送红包给老师,也很有可能会构成“赠贿罪”,两者都有可能触犯法律,给自己和孩子带来麻烦,实属得不偿失。
日本公立学校的老师,不仅不收红包不收礼,甚至连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一起聚个餐吃个饭都十分谨慎。今年4月我家小朋友小学毕业,班级里的同学和家长一起,大家AA制举办了一个毕业聚餐会,班级的责任老师(也就是班主任老师)都避嫌没有前来参加。
不过,虽然无法跟老师一起吃饭,但为了感谢老师多年对孩子们的教育与栽培,全班同学和家长们一起,还是给老师送了一份大礼—每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妈妈,都分别给老师写了一封信,表达心中的感谢之意。